大学城:教育烂尾楼_网易新闻

中国教育产业化,转眼走过10年。独立学院和大学城,是这场“产业化运动”的两种典型产品。经过一轮飞速扩张的大学,如今陷入危机:上海财经大学独立学院因经营不善而停办,全国首座大学城被爆负债累累。十年河东,十年河西,曾经轰轰烈烈的大学城,如何走到今天的困境?

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图书馆及“凯旋门”。这所大学城的“设计者”刘志毅坦承,在提出建大学城的想法之前,他也没做过专门研究,“只是在书上看到过这个概念”。他还表示, “国外的经验都证明,一个大学城往往能带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提起“大学城”,中国人最容易想起英国的伦敦、剑桥和日本的筑波。如今,大概没有中国再会对这个名词感到陌生。1999年,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开始大规模扩招,作为配合高校扩招需求的大学城也随之“遍地开花”。1999年,全国第一座大学城在河北廊坊拔地而起,并有一个响亮的名字:“东方大学城”。

廊坊大学城开建后的两年时间里,大学城犹如雨后春笋般进入各地规划建设蓝图之中,数量一下达50多座,遍及全国21个省、市(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)。据公开资料显示,截至2002年,全国各地为修建大学城的投入达到了325.89亿元,校区建筑总面积达1436.97万平方米 。

在全国50多个大学城中,有相当部分原来都是农民的耕地,地理位置大多偏离城市中心。以“教育用地”之名,大学城项目往往能用偏低的补偿价格征得大量地皮 。跟“第一代”大学城东方大学城的占地面积(6.7平方公里)相比,后来开建的大学城可谓“青出于蓝胜于蓝”:湖南岳麓山大学城占地44平方公里,郑州大学城和湖北黄家湖大学城占地50平方公里,广州大学城一期工程占地17平方公里、二期规划43平方公里;南京“仙林大学城”规划面积更高达70平方公里。

10年过去了,大学城在经历一拨“火速上马”后,又经历了一轮“疯狂扩建” ,几乎各地的大学城都在扩张;同期,中国高等教育净毛学率从1999年的仅5%、并经过此后每年近30%的速度递增后,达至2009年的24%左右。然而,大学城的经营状况却似乎并未与高校入学率的猛增同步,在《南方周末》记者对当年的“领头羊”东方大学城的探访中可见,大学城的经营状况让人担忧:经过10年“举债扩建”后,项目竟积累下逾20亿元的巨额债务。

这个一期占地面积只有2300亩的大学城,从以开始就被推上一条不断扩建的路。如此庞大的项目,一期工程总投资高达14亿元,却在大部分资金未到位的情况就已开建,开工1年后债务危机就已显现,银行不愿再给项目贷款。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,还在规划中的第三期项目也最终被腰斩。 2005年股权变更之前,大学城开发有限公司的负债总额已达到了 24.16亿。[

廊坊东方大学城高尔夫俱乐部一景。在其网站的介绍上写着,高尔夫球场总占地面积6640亩(大学城二期工程通过审批的面积就只有5000多亩)。靠近北京CBD,也成为该俱乐部的卖点之一。

位于广州大学城的在建中的“大学时光”楼盘。按照原定规划,大学城所在地小谷围17平方公里的总用地面积里,高校用地大概有10平方公里,其他0.46平方公里用地是为大学城服务的商业、科研、居住用地,其中住宅用地大约是0.27平方公里。但房产市场的火热,让“商转注”也成为了选项。

上海松江大学城外景。它不仅是多所高等学府的所在地,还被作为外地人到上海旅游的一大景点。

廊坊东方大学城负债累累的现实,也许是个典型,但很可能不是唯一的例子。事实上,廊坊大学城的“发展之路”,或多或少揭示了各种大学城项目的“生存之道”。最初,“大学城”概念浮出水面,离不开21世纪前夕中国教育改革的“扩招潮”背景。

1999年初,为了响应国务院的“科教兴国”战略,中国创造了被官方称为“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”的记录,全国在校生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人,一下子增加到2001年的1214万人,4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。人多了,自然需要更多的地方,由扩招引发的扩建,已势不可挡。但急于招商引资的地方政府显然想得更多。

按中国“大学城第一人”、时任北京一中学校长的刘志毅的说法,建大学城是个一本万利的事:平地建起一座“城中城”,学校扩招的生源保证其“入住率”和使用率,对该区域的投资、消费的带动作用显然易见,大学城培养人才,还可直接送往周边企业,缓解地方就业压力。建大学城的想法,因而也受到国土部门、政府官员甚至开发商的欢迎,办学,已不纯粹是教育部门关心的问题。正是这种复杂的利益诉求,为大学城日后的“定位错位”埋下伏笔。[详细]

在办学的华丽外衣包装之下,各地大学城从一开建之时就获得政策优惠。廊坊大学城一期工程的地皮,仅以当时市价的1/6就将千亩土地收入囊中。但便宜的地价只是各种“教育资源”倾斜的一种。全国公立学校本来就享受政府财政拨款,但大学城一旦要扩建,就需要四处贷款。

贷款的理由可谓堂而皇之。2007年两会上,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面对大学负债质疑时称,“政府允许高校花未来钱,这是因为大学拥有很多优质资源,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。” 但对于“未来钱”,从来就没有合适的标准。 社科院2006年一份报告显示,2005年以前中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~2000亿元,几乎“每所高校都在贷款” 。

各地不断扩建的大学城项目,则为贷款找到了新的理由,其中更包含了不少重复建设。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透露,1998年到2005年高校新建、改建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的面积,超过了过去50年总和。长期的赤字运作,是不少大学城项目陷入负债“黑洞”的主要原因,而还款往往不如预料的顺利——凭借扩招来偿还贷款,由于不知节制的建设和生源逐渐下降,造成了巨额贷款无法偿还局面。

当初,地方政府对大学城项目纷纷举手赞同,但项目债台高筑后,大学城就也难指望“有政府帮忙还利息就一了百了”。无论是成本核算、筹措资金还是广招生源,总之,开源节流是都学城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但大学城毕竟还有“公共事业”的名堂,一方面学生不能说招就招、另一方面学费也不能无休止地上涨,因此“卖地还债”就逐渐成为大学城解决“燃眉之急”的办法。

当年以低价圈下的地,在大学城债台高筑之时派上了用场。 比如,受2007年以来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的带动,广州大学城“地块”连连在拍卖中拍出高价,就曾引来“卖地还债”的非议。大学城板块的首个新盘“大学时光”项目,由开发商于2007年以1.65亿元投得,用地性质为旅馆业用地(用地年限为40年 ),却通过“商改住”的办法“在40年的土地上建70年的住宅”。

广州市人大代表、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葛洪义就指出,一些开发商借学校来卖房,大学城成开发商卖房的一个噱头;我们很担心今后的小谷围(广州大学城所在地),开发商比大学城都有名背离了大学城建设的初衷 。对此,广州官方曾指出,大学城真正属于经营性商业住宅用地的只占总面积2%,但“大学时光”的例子似乎表明,在实际操作中,人为因素让规定的操作空间变得很大。据广东媒体报道, 高价卖地已让早期进驻广州大学城的开发商收获暴利。[详细]

过去30年,中国高校改革分别经历了市场化(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)、国际化(如“建世界一流大学”和大规模合并)、产业化(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)三大高潮,但真正的改革,依然在艰难前行。而期间,中国大学的定位始终“模糊不清”。

有人曾将中国大学比喻成“不用还债的公司”:“大学是产业经营,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;出售产品,却没有售后服务;是投资,却不保证你的回报。”大学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:是公共服务,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;今天各种大学城项目乱象──包括借办学圈地、债台高筑和低价收地、高价卖地,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中国高校改革的弊端。

大学城“烂尾”,正是反映了中国“教育产业化”思路的弊端。偏离了办学的本质,而将发展教育的项目置换成拉动经济的手段,用招商引资的思路去办学,是廊坊东方大学城(以及很可能未来更多的大学城项目)惨淡收场的症结所在。经营好在大学这家“公司”,就必须摆脱“扩招负债,卖地偿还”之路。办学不比做其他生意。国外高校的成功经验也告诉我们,真正市场化、产业化的教育系统,始终是以“以人为本”为根基,脱离了这一点,教育产业化恐怕难以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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